晚清“新小说”概念的生成考略
发布时间:2020-04-27 05:04 来源: 未知 作者: admin 投稿邮箱:

晚清小说数量之多、种类之盛,中外罕见。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除列出总写晚清社会现状的代表作外,还分列了其他11种类型,分别为:庚子事变的反映,反华工禁约运动,工商业

   晚清小说数量之多、种类之盛,中外罕见。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除列出总写晚清社会现状的代表作外,还分列了其他11种类型,分别为:庚子事变的反映,反华工禁约运动,工商业战争与反买办阶级,立宪运动两面观,种族革命运动,妇女解放问题,反迷信运动,官僚生活的暴露,讲史与公案,言情小说,翻译小说。

   虽然目录种类繁多,但大体集中在“历史”“科学”“侦探”“军事”“冒险”“社会”这些门类上。 不同类别的设置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诉求。

   “历史小说”并非只叙述史实,而常用于发表理想,反映时局政治,如《新小说》发表的《痛史》《九命奇冤》,《月月小说》发表的《两晋演义》,《绣像小说》发表的《泰西历史演义》等。 “科学小说”缘于旧时中国科学思想不发达,而借小说输进西方先进思想,如《空中旅行》《海底旅行》《新纪元》《月球殖民地小说》等。 “侦探小说”因其观察细致、行文周密又合乎情理而引人入胜,如《神枢鬼藏录》《上海侦探案》《巴黎五大奇案》《歇洛克奇案开场》等。 在国际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形下,“军事小说”的倡导对社会大有裨益,如《利俾瑟战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 凡此种种,虽涉猎不同,但价值诉求都指向开启民智、新民救国。 “新小说”之“新”变不仅体现在观念层面,也伴随着文体形式的革新。

   陈平原视晚清“新小说”为20世纪中国小说新的起点,从叙事层面详尽地说了“新小说”之“新”变。

   陈平原认为,促成小说叙事模式发生转变的原因在于西方小说的传入和传统文化的吸收,两方面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合力,带来小说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及叙事结构等方面的新特点,如倒装叙述、部分第一人称的限制叙述、以议论代替情节等。

   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前人论述甚多,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但须强调的是,从“新小说”生成的源头理解,此时期的小说无论内在主张或是外在形式的新变,反映在文学观念上都呈现出互动、开放的姿态,甚至是一种激进的状态。 “新小说”之“新”变伴随着与西方小说的沟通,以及文学样式的变异,创作实践的转型,读者群的转变等情形。 这意味着我们再也无法用传统的眼光去看待“新小说”了。 四“新小说”创作实践与概念形成自梁启超倡导以“小说”来新民救亡,“新小说”的创作潮流就应时而生。

   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新小说”的形成与文人群体的创作实践密不可分。 “新小说”与生俱来的政治功用注定了它具有一系列新的特质,但若没有一大批新小说家的努力实践,“新小说”只是一个空壳,其新的特质就无法彰显,功能效用亦无法发挥。

   阿英指出,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小说数量至今难有精确的统计,这从侧面反映了“新小说”创作实践情况的繁杂多样。 欧阳健为将晚清小说纳入“史”的框架,在《晚清小说简史》中采取时段划分的方式,将“新小说”创作实践分为发轫期(1902—1903),第一个高峰期(1903—1905),第二个高峰期(1906—1909)以及余波(1910—1911)。 虽然他们未曾对“新小说”概念明确定义,但作家群体的文本实践为厘清这一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材料。 1906年,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提出:“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求其所以然故,曰:随声附和故。

   ”李伯元在《游戏报》第63号发表《论〈游戏报〉之本意》,慨叹“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贫矣,世风日下……故不得不假借游戏之说,以隐喻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 曾朴在《〈小说林〉缘起》中,亦提及“近年译籍东流,学术西化,咸欢迎之者,非近年所行之新小说哉?”徐念慈也宣称新小说为亚东进化潮流之第一。

   从他们的文学主张出发,可以看出其与梁启超早期所主张的“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已有所不同。 无论就小说的内容题材、写作技法抑或是主题观念,“新小说”的创作已表现出一新境界,即小说文学风貌的扩大,其不止是关乎政治,而是逐渐向社会讽刺、隐喻劝惩、文明进化等多方面转移。 事实上,梁启超虽以政治功用之目的率先发起“新小说”,但其能够长足发展的内在推进力绝不止于政治功用。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之功,政治小说是一大助,但后期由于人们政治热情的衰退以及小说文学审美性的缺乏而很快退潮。 中国的“新小说”同样起于政治宣传的目的,但这一潮流能够持续近十年,乃是缘于小说旨趣由“庙堂”转移至“民间”,这是“新小说”概念能够真正形成并被认可的重要一环。 梁启超虽极力推崇政治小说,但主要阵地《新小说》杂志正式标明“政治小说”的却只有两部——《新中国未来记》与《回天绮谈》。

   在《新小说》发行至第7期后,政治小说便不再见踪影。 其他期刊情况类似。 那么,在政治小说很快落潮的情况下,“新小说”创作如何推进?实际情形是,小说的政治功用已朝着多个方向转化。 朱秀梅曾对“新小说”的创作实绩进行过统计,由统计可以大致领略“新小说”的题材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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